所以，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、危机与恶意的地方，也温情地接受了他，并且庇护了他。
苏轼的一生，是好奇宝宝的一生，是充满实验精神的一生。他除了发明各种养生大法，收罗各色治病药方，推广“东坡肉”之类的美食，还自己在家酿酒，到处跟人吹他酿出来的酒是人间至味，然后一家人喝了都拉肚子。他带着儿子学制墨，捡一大堆松枝回家烧，结果把房子给烧掉了……
王安石对苏轼的评价是“以飞箝捭阖为事”。“飞箝”“捭阖”出自《鬼谷子》，原义是“钩其所好，乃以箝求之”。也就是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”，即“纵横家”。历史上最擅长这种话术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。王安石认为，苏轼在文风上属于纵横家一类，这类人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使人信服，往往夸大和扭曲事实，从而背离了儒者的直道。所以苏轼的文章越好看，越要对他的观点加以警惕。
这种帝王心术在历史上并不罕见，不少皇帝都会用。但你苏轼是什么人？这种话从你这种正统士大夫嘴里说出来，真的合适么？
士大夫的理想应该是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而不该去教这种鬼蜮人心。
王安石说苏轼“所学不正”“其才为世用甚少，为世患甚大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而南宋的意识形态巨头朱熹，对苏轼的看法就更不客气了。朱熹首先是认为苏轼本人政治品行不佳，见风使舵。初年论甚生财，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，便不言生财。初年论甚用兵，如曰“用臣之言，虽北取契丹可也”，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，更不复言兵。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。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，如介甫未当国时是一样议论，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，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。凡荆公所变更者，初时东坡亦欲为之，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，遂不复言，却去攻他苏轼一开始在变法立场其实也倾向于新党，也上过奏折讲“开辟财源”“积极进攻”等等，但等到王安石在变法上惹起争议，苏轼就转过来攻击变法了。等到王安石失势呢，他又觉得“新法不可尽废”。从好的说这是“保持独立性”，但从反感他的人来说，这未免有“沽名卖直”，刻意做个反对党寻求政治资本的嫌疑。这是没法说清的。
第一，是宋朝党争的大环境。宋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，其实就非常注意防止党争的出现，但宋太祖又给自己的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个阴谋，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，事实上是挑起党争，以维护自己的统治。所以，其实整个宋朝，除了宋太祖时期，其余时间基本上党争很厉害。最厉害的是王安石变法派与司马光的守旧派之间的斗争。苏东坡不善于站队，他既没有站在王安石一边，也没有站在司马光一边，而是站在了客观公正的立场上。
历来混官场有两条秘诀，一是要懂得拍马屁，二是要懂得选边站队，你得找到你的依靠，否则你在官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。而苏东坡在这方面能力很差，官商和情商都不高。在新党得势的时候，苏东坡批评新党改革制度设计有缺陷，在旧党上台的时候，苏东坡又批评旧党一棍子打死新法，所以新党和旧党对他都不满意。因此苏东坡的命运也只能是一贬再贬，越贬越远。
第二，苏东坡的性格狂放不羁，性格耿直，属于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，看见不满意的事情就要骂的那种，用韩愈的话说就是不平则鸣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这种性格，在如酱缸般污浊的官场，注定要吃大亏。因为你不随波逐流，那就自我放逐，你不同流合污，那就泼你一身污水。
苏东坡太狂了。他的狂除表现在他的才气上，还表现在他的诗歌中，他是高喊着我很狂的那种人。你看他是诗：
“嗟君老狂不知愧，更吟丑妇恶嘲谤”，还骂那些指责他的人，是丑妇，说自己完全不怕无悔。他说“莫道狂夫不解狂，狂夫老更狂”，老子老了还是那样狂。所以，“嗟我本狂直，早为世所捐”，就完全是苏东坡一生命运的写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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