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景恪说道：“土地兼并、财富兼并是难以避免的，也不是问题的核心。”
“核心问题是，如何有效的把赋税征收上来。”
“若朝廷能足额把税收上来，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。”
“可是圣人以为，是问百姓收税容易，还是问权贵收税容易？”
李世民再次沉默，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。
任谁都知道问平民收税更容易，甚至还能变着花样征收苛捐杂税。
想要问权贵收税，可谓是难上加难。
给权贵摊派苛捐杂税，那结果更加不堪设想。
“读史书都知道，汉武帝时期豪商众多，有些甚至参与政治。”
“这从侧面反映出，当时的土地和财富兼并已经非常严重。”
“然而汉武帝就是能通过各种办法，从这些人手里搜刮钱财。”
“有了足够的钱粮，面对强敌匈奴以及变冷的气候，依然能打出强汉的威名。”
“可是天下如汉武帝者又有几人？”
“更多的君主是被权贵豪强裹挟，最终土地财富尽入权贵之手，百姓无立锥之地。”
“朝廷一文钱的税都收不到，国库日渐空虚。”
“一旦遇到天灾必然酿成人祸，最终导致改朝换代。”
说到这里，陈景恪再次顿了一下，才说出了自己的结论：
“土地兼并只是表象，核心问题是如何问有钱人征税，去救济活不下去的人。”
“问有钱人征税非常困难，需要一个强势的君主。”
“相对而言，问平民征税更加容易。”
“所以抑制土地兼并，让百姓直接拥有土地等财富，是一条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达成的道路。”
李世民也不禁点头，抑制土地兼并也很难，可是远比问权贵征税要容易的多。
尤其是大唐初立，土地兼并尚不严重。
而他作为马上得天下的君主，拥有极高的威望，可以制定种种律法限制土地兼并。
虽然无法彻底杜绝兼并的发生，但能延缓这个过程就能延长国家的寿命。
隋文帝杨坚能抗住士族权贵的压力，彻底清查全国人口。
把士族权贵手里藏匿的人口全部抢走，让权贵事实上失去了拥有部曲的权力。
相比起来，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令，反而并不算什么大事。
或者说，抑制土地兼并本来就是历朝历代都在做的事情。
只是大家的思路远不如陈景恪这么清晰罢了。
至于免税特权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
权贵和官僚真正拥有的也不是免税特权，而是免除徭役。
之所以他们不交税，不是国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，而是他们在利用自己的权力逃税。
收税的人是他们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收自己家的税？
朝廷管理比较松的时候，他们就公然逃税。
朝廷管理严格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赋税转嫁到地方百姓头上。
朝廷征收十分之一的税，他们问百姓要五分之一。
对此百姓毫无办法，只能按照他们规定的数字交税。
朝廷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治理天下要靠这些人。
甚至很多时候朝廷也懒得管，只要你把足够的税交到国库就行。
至于是怎么来的，无所谓。
百姓的死活？不过是一群牲畜了，死了再生。
就算是遇到比较英明的君主，最多也就是把其中做的比较过分的打掉，杀鸡儆猴。
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。
越想李世民就越觉得头大，此时他终于明白了陈景恪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问有钱人收税。
陈景恪又给了他当头一棒：“当土地和财富兼并达到极致，百姓穷交不上税，国库空虚收不到税。”
“遇到天灾人祸，只能问穷人加税继续压榨他们。”
“最终的结果就是，穷人活不下去造反，国家灭亡王朝更替。”
“而每一次的王朝更替，都会有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死亡。”
“最终的局面就是，朝廷和百姓双输，而权贵和官僚才是最大的赢家。”
“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换了个天子而已，并不影响他们享受荣华富贵。”
“所以真正和朝廷利益一致的是百姓，而不是那些权贵。”
“只可惜，以往的君主并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把权贵视为自己统治的基础。”
“最终那些王朝也灭亡在权贵无止境的贪婪之下。”
李世民不置可否，陈景恪说的或许有道理。
可是事实是治理国家离不开官僚和权贵，如果他的思路得到推行，或许真的能延长国家寿命。
可问题就在于，如果把权贵和官僚逼急了，马上就会改朝换代，也就没有以后了。
提起隋炀帝，很多人都会说他残暴、昏庸等等。
可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士族权贵一起起兵造反，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。
隋炀帝如何横征暴敛，都影响不到这些权贵。
他们造反的真正原因是，隋炀帝对权贵出手了。
先是对陇西李氏李浑家族动手，一出手就灭了李家全族。
后来又接连灭掉了好几个累世公卿之家，连一起长大的表兄弟李渊都不准备放过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权贵们自然是战战兢兢，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的起兵造反。
作为事情的亲历者，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。
百姓活不下去会造反，权贵的利益受到损害一样会造反。
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，既要稳住权贵，又要保护好百姓。
一个字，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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