骆闻舟低头扫了一眼他手机上的邮件内容，替费渡办事的显然是个非常靠谱的人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不单给出了可疑的操作方，还附了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、之前操作过的案例简介，几乎就是一篇精致的小报告。
骆闻舟把邮件转发给了郎乔：“你跑趟腿，走个手续，这次我们不光要约负责人，还需要查询他们的工作邮件、通讯记录与财务情况，得有权限，还得找几个经侦的兄弟来帮忙。”
他吩咐起来是三言两语，对郎乔来说是一大堆琐碎的工作，光听就觉得汗毛都炸起来了，偏偏骆闻舟还补充了一句：“费渡那句‘推手不见得认识绑匪’的推论如果是正确的，下一刻没准会发生什么，这变态为了博人眼球，不定干出什么事来，到时候受害人就危险了，你快点，别耽搁！”
郎乔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被他凭空加了两吨半的压力，再也顾不上管过气上司与小鲜肉之间的暗潮汹涌，撒丫子就跑。
长时间无人操作，费渡的手机自动锁屏了，锁屏的背景是系统默认的，金属的外壳被骆闻舟握得发热。他抬起头，远远地看向费渡，见他正和胡震宇、周怀信他们十分熟稔地说着什么，肢体语言十分放松，大概是在交代周怀瑾被绑架一案的调查进展吧——骆闻舟没去管他，反正费渡不至于说错话。
很久以前，骆闻舟觉得费渡是个危险分子——
虽然人类的高尚与卑劣是上下不封顶的，但从小在法制社会的秩序中长大的普通人，在非极端情况下，思维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——好比如果得知有人在聚众干坏事，正常人的反应无外乎是“勇敢好奇地去调查一下”、“有理有据地向有关部门举报”、“懒得管默默走开”等等，偶尔有道德比较败坏的，或许会禁不住诱惑同流合污。
但类似“杀一个人抛尸到人家的活动地点，借以引起警察注意”这种想法，就不怎么常态了。
和平年代里，即使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，骨子里也知道置人于死地不是一桩吃饭喝水似的寻常事。整个社会环境中条分缕析的法律红线摆在那里，在多年反复的强化中，让一代一代的人潜意识里就有一根禁忌的标杆。
但骆闻舟明显感觉得到，费渡不同，在他心里，这些禁忌都是游戏规则，像“钻法规空子避税”、“规避监管搭建境外资金通道”等行为一样，不做是怕麻烦，有必要做的时候，他也绝无负疚感。他甚至乐于去钻研这些“玩法”，以防哪一天用得着。
可是费渡陪着何忠义的母亲王秀娟坐在冰冷的椅子上，一掷千金地在天幕上露脸，乃至于拖着一条骨裂的胳膊，深更半夜从苏落盏的刀下救下晨晨时，骆闻舟又觉得他或许只是嘴硬心软而已。
直到方才，有那么一瞬间，骆闻舟突然从费渡那无懈可击的微笑与一贯的欠揍中，咂摸出了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。
骆闻舟想起头天傍晚费渡在车上那番语焉不详的话，发现那原来并不是顾左右而言他，费渡仿佛就像一个在别的空间长大的人，好是真好，坏也是真坏，那个空间的规则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，而以费渡的聪明，大概对自己的格格不入心知肚明，因此他小心翼翼地披上人皮，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圈里，模仿陶然、模仿张东来，模仿一切他接触得到的人……唯独对骆闻舟这个年轻时自以为是、总想扒开别人画皮的人自暴自弃，干脆任凭那身披在身上的人皮“衣冠不整”，露出歹毒的獠牙给他看。
不知为什么，这想法一冒出来，骆闻舟忽然就不想和他一般见识了，头天傍晚直到方才，费渡种种反复无常，在他眼里都变成了有迹可循的东西，骆闻舟隐隐触碰到他那狡猾、紧绷且不动声色的自我保护，心里生出一点百感交集的柔软。
这时，陶然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打断了骆闻舟的目光和思绪。
“我们找到那辆出租车了，”陶然呼哧带喘地说，“就丢弃在水库旁边，车里有一股没散的乙/醚味，除了驾驶座后椅背上有一个鞋印外，车里没有很明显挣扎痕迹，我现在怀疑绑匪不止有一个，不然他怎么一边开车一边出其不意地控制住一个成年男人？哦对了，周怀瑾的包在车里，证件手机钱包都没动过……嘶！”
陶然话音一顿，突然恼火地抽了口气，骆闻舟感觉他是抽回了一句脏话，立刻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“有人在拍照，”陶然飞快地说，“可能是从机场跟过来的，我去处理一下。”
骆闻舟挂断电话，揉了揉眉心，简直已经不能想象事情发酵到什么程度，真是不想再上网了，接连下了几个命令：“绑架受害人的出租车现在已经找到了，周怀瑾身高超过一米八，不是一只手能拎走的小孩，要转移受害人怎么也得有辆车，排查丢弃点三公里内所有摄像头，找可疑车辆。跟各媒体打声招呼，叫他们再起哄架秧子就给我看着办，另外找网监部门来人支援……”
骆闻舟话还没说完，一个技术人员突然抬起头：“骆队，方才发视频的人又重新上传了一段视频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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